一、扶正与祛邪辨证运用，攻破补养并举兼施

祖国医学在治疗疾病时所应用的法则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等八法。导师将此概括为扶正与祛邪两大类法则。因疾病的发生与正气的虚弱有着密切关系。如《灵枢·百病始生》篇谓：“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因此在防治疾病的过程中，导师提出了扶正与祛邪辨证运用的理论体系。导师指出祛邪不能离开扶正，因为扶正能调动机体的积极因素，调整机体的阴阳平衡，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扶正不能忽视祛邪，因为祛邪能消除致病因素，如前人有“正足邪自去”“邪去正自安”之说。

钱师指出肿瘤疾病是一种全身性疾病的局部表现，与整体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对肿瘤治疗必须注意辨别阴阳气血的盛衰和各个脏腑经络的虚实以及邪正双方力量的对比，从而确定治疗方法。扶正是为祛邪创造必要的条件，祛邪是为达到保存正气的目的，临床上必须权衡扶正与祛邪的轻重缓急，不能片面地强调用有毒的，峻猛攻逐的药物企图一下子消除肿瘤，这样势必损伤正气，影响人体的抗病机能；反过来，如果片面地强调只用扶正药补药，不用攻药去消除肿瘤的话，那么就会姑息养奸，不仅不能使肿瘤缩小，而且会使肿瘤得以增长，因此，在治疗中钱师反复强调既要扶助正气，增强患者自身的抗病机能，又要祛除病邪，使癌肿在体内逐渐缩小和消失。扶正与祛邪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二者不可偏废。

钱师认为扶正与祛邪的辨证应用，是治疗疾病取得疗效的关键。以往治肿瘤一般是早期攻邪为主，中期攻补兼施，晚期以扶正为主，而导师并不拘泥这一规律，认为早期也应补，晚期也应攻，全赖病情的标本虚实，轻重缓急而兼顾攻补，尤其治疗晚期患者切不可拘泥晚期而一味求补，尚须补中有泄、泄中有补，即补中有攻，扶正与抗癌并举。

钱师宗古人“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后邪气踞之”（《医宗必读·积聚》）和“正气虚则成岩”（《外证医编》）之意，认为肿瘤之形成，本身就是由于机体功能虚弱，不能抵御外邪，致邪气内侵，造成人体气血阴阳失调所致。即所谓的由虚致实，由实致虚。临床观察，发现大多数病人都不是单纯地表现实证与虚证，而是虚实夹杂，病情复杂。因此，钱师处方大多数是攻、破、补养并举。或大队攻破药中加入扶正方药；或于大队补养药中加攻坚之药；或攻破补、养，兼施同用。这与肿瘤患者本虚标实的病机是相适应的。

钱师对本虚标实之肿瘤患者，尢其对晚期患者注意补中有泄，因补而不通可致气壅留邪，又使药力难达病所则病邪更盛，正气亦竭而入危矣。故导师言切不可拘泥晚期而一味求补，尚须补中有泄，泄中有补。如癌晚期宜健脾、益气、和胃、利湿治疗，选用黄芪、白术、茯苓，白扁豆等健脾益气、和胃化湿双功俱备之品，在大剂量作用下，屡见效验，药后患者脾醒纳增，脾胃气机得以通降，而面浮足肿者则现小溲转利，肿势消退。导师说肿瘤为有积之物，此病非攻难消。宗“坚者削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之意，导师酌情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化痰祛湿，软坚散结等法，但患者多兼正气虚亏，宜根据病情攻中寓补才能攻而中的，补而应手。导师临证常取扶正为基础、攻坚为主导的治疗方法，并注意到攻坚之品有耗伤正气之虞，故在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药物时常以益气健脾、补气扶正之药佐之。
 

二、百病皆因正气虚，重视肝脾肾的补益

祖国医学认为肿瘤的形成生长过程是一机体内邪正斗争消长的过程。肿瘤的形成是正气先虚然后客邪留滞，引起一系列病变后果。人的正气是维持机体的生理功能并有抵御外邪的能力。内经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钱师认为肿瘤乃正虚邪实之病，遵古人“损者益之”与“治积者，当先养正则积自除”之训，认为运用好补法，实为治疗之关键。这既是补虚的需要，又为攻邪创造条件。

钱师教导人体复杂的生命活动是与脏腑密切相关的，其中脾胃肾的功能尤为重要。《医学心悟·论补法》谓：“胚胎始兆，形骸未成，先生两肾，肾者，先天之根本也。圃地一声，一事未知，先求乳食，是脾者，后天之根本也。然而先天之中，有水有火，曰真阴，曰真阳，后之曰真，则非气非血，而为气血之母，生身生命，全赖乎此。……至于后天根本，尤当培养，不可忽视。”因此，钱、师临证很重视脾胃肾的补益。脾胃居于中洲，脾主运化水谷，胃主受纳腐熟，脾升胃降，共同完成饮食物的消化吸收与输布，为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导师用药首先重视补益脾胃，脾胃之气得以充养，后天之本得固，方能使病情渐缓得效。《景岳全书·补略》谓：“补方之制，补其虚也。凡气虚者，宜补其上，人参、黄芪之属是也;精虚者，宜补其下，熟地、枸杞之属是也;阳虚者，宜补而兼暖，桂、附、干姜之属是也;阴虚者，宜补而兼清，门冬、芍药、生地之属是也。”正此所谓，钱师临证既重视脾气，又重视胃阴，常将补益脾气与滋养胃阴相结合，多选用异攻散、六君子汤、参苓白术散等方补脾气，同时用沙参麦冬汤、麦门冬汤等方滋胃阴，做到补脾气不伤胃阴，养胃阴不碍脾气。导师亦说脾胃为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善为医者必责根本。脾胃虚弱常贯穿肿瘤的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久病入肾，日久导致肾阳的温煦作用失常，尤其是晚期患者呈现一派脾肾虚衰之象。古人说：“若先天坦气荡然无存，虽有灵芝，亦难续命。”(《医学心悟·论补法》)，《灵枢经·官能》亦言：“是故上工之取气，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败其形。”《类经附翼》中载：“所谓真阴之治者，凡乱有所由起，病有所生，故治病必当求本，盖五脏之本，本在命门;神气之本，本在元精，此即有真阴之谓也。”王太仆曰：“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钱师遵前人之理，治先天根本，有水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地黄丸，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火不足者，用附桂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并主张取附桂八味丸长服，以奏温阳补肾之效，同时配伍补益脾胃、温煦中土之剂，兼顾先天、后天，治脾肾为主矣。
 

三、钱氏肝癌方

钱氏肝癌方：由莪术12克、白术12克、苦参20克、白花蛇舌草20克等益气健脾、清热解毒化湿、理气活血药组成。加减变化：

①证型加减 脾虚湿阻型选加异功散、参苓白术散、香砂六君丸等，常用药生黄芪、白扁豆、生米仁、生山楂等；气血瘀滞型选加桂枝茯苓丸、越鞠丸，血府逐瘀汤等。

②主症加减 肝区疼痛者，加郁金、延胡索、白芍等；恶心呕吐，加姜竹茹、姜半夏等；腹水者，去莪术，加大腹皮、车前子、煅牡蛎等；黄疸深重者，加茵陈、山栀、大黄等。常用药柴胡、川芎、当归、大黄等；热毒内蕴型选加当归龙荟丸、龙胆泻肝丸等，常用药田基黄、龙胆草、蒲公英等；气阴两虚型选加参脉饮、大补阴丸、加减复脉汤等，常用药熟地、枸杞、麦冬、北沙参等。

③症状加减 阴液耗伤者，加北沙参、天花粉、知母、川石斛等；骨髓抑制者，加生黄芪、当归、白芍、女贞子、枸杞等；恶心呕吐者，加姜半夏、陈皮；腹泻者，加白扁豆、煨木香；腹胀者，加大腹皮、枳壳；便秘者，加生地、肉苁蓉；发热者，加银柴胡、地骨皮等；谷丙转氨酶升高者，加垂盆草、田基黄、土茯苓等；心悸失眠者，加枣仁安神丸、六味地黄丸或远志、枣仁、麦冬等。

治疗结果

1．生存率

本组53例1、3、5年生存率分别为73。58%、38。66%、22。57%。

2．症状、体症改善情况

2年随访结果：15例由原来的4度上升到6度、5度，6例由原来的5度、6度上升到8度、7度。治疗后肝区疼痛、恶心呕吐、纳呆乏力、腹胀、腹泻等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3．AFP改善情况 16例AFP升高者，治疗后8例恢复至正常范围，5例有所下降，3例无变化。
 

化瘀五法的临床运用

出处：中医杂志1985；（8）：22

摘要：一、化瘀化痰法

瘀为血滞所成，痰为津液所化。津血同源，故津血为病，则有可能痰瘀并结。尤其病有zheng块、病久不愈、瘤疾顽症，多有痰瘀并结情况。《灵枢·百病始生》云：“汁沫与血相搏，则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积成矣。”《景岳全书》亦云：“块乃有形之物，痰与食积死血而成。”说明了积块的形成是痰瘀并结的结果。张仲景治zheng瘕积聚之证也以痰瘀同治立方，其所用大黄zhe虫丸等为治痰化瘀为剂。钱师受前人启发，凡瘀血日久，或肉瘿、石瘿，或zheng瘕痃癖，或疼痛持续兼有痰证者，均用化瘀化痰之法治之。有块者，用《外科正宗》海藻玉壶汤合《宣明论方》三棱汤（三棱、白术、莪术、当归、槟榔、木香）合方化裁。常用的化瘀药有三棱、莪术、石见穿、乳香、没药、当归、川芎、赤芍等。其中三棱、莪术、石见穿多用于有块者；石见穿、乳香、没药等多用于久痛者。化痰药常用海藻、昆布、茯苓、半夏、胆星、贝母、米仁、土茯苓之类。其中茯苓、土茯苓、海藻、昆布、米仁等须用24～30克以上。

二、化瘀解毒法

瘀可致毒，《温热逢源》曾指出：“留瘀化火”，瘀血凝结于经络，久则血毒由生，此其一。“热毒内壅”络气阻遏“(陈平伯)，血脉不利则成瘀，此其二。又有伏火前血致瘀者，正如何廉臣所云：”清火兼通瘀者，因伏火郁蒸血液，血液煎熬成瘀，“此其三也。证之临床，留瘀化火，火毒致瘀，多见于中医心、肝、肺、胃、胆等藏瘀证及温病瘀证。钱师对此类瘀毒相兼病证，均采用化瘀解毒法，但有偏重不同。对留瘀致毒者，以化瘀为主，解毒为辅，佐通下。其通下法的运用，源于何廉臣”瘀血化火宜通下“之论，常用桃仁、瓜蒌仁、当归、麻仁润下、缓下。若大便干结，用天花粉、制川大黄配伍运用。对火毒致瘀者，以泻火解毒为主，化瘀为辅，佐以养阴。其化瘀药多用丹皮、赤芍、丹参、桃仁、红花等，其中丹皮、赤芍须用24克以上，丹参须用30克以上。解毒药常以二丁汤(蒲公英、紫花地丁)化裁加味。若肺部瘀热者、加石苇、七叶一枝花等;若肝经瘀热者，加白花蛇舌草、地骨皮等;若肝胃肠瘀热者，加龙葵、土茯苓等。

三、化瘀散结法

此法有二，一为调气化瘀散结;一为软坚化瘀散结。后者多与前者伍用。

钱师认为瘀血形成的基本机理是气失调达。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郁者，血之贼也“(陈修园)。”气有一息之不运，则血有一息不行“(《寿世保元》）。故血瘀证尽管病因兼证各有差异，但气滞实为各种瘀血证的病变基础，而肝气的调达与否又起重要作用。因肝主疏泄，调情志，主一身之气机通畅，故钱师主张化瘀须兼疏肝调气，亦须选用一些引入肝经的药。其在化瘀时，常选枳壳、木香、佛手、枸桔李、川楝子、郁金、八月札、青皮、陈皮等药加入。其中枸桔李、八月札、佛手片三味尤多伍用，钱师曾云，此三味尤为调气良品，枸桔李行气之功较强，与化瘀药配伍，当为首选。查《本经逢原》记载：“枸桔，辛温无毒。……破气散热之力过之，……治胃脘结索痛。”钱师师古而不泥古，凡一切结痛瘀证，均以化瘀药配伍运用，临床观察效果较好。

四、化瘀搜剔法

在临床瘀血证的治疗中，钱师善于将化瘀药与虫类药相配伍，以搜剔脏腑经脉络道之瘀。其所用化瘀搜剔法，源于清代名医叶天士。叶氏谓“新邪宜急散，宿邪宜缓攻”，对宿邪所致之病，当用虫类搜剔络道之瘀，其原理是取“虫蚁迅速飞走之灵”，“俾飞者升，走者降，血无凝著，气可宣通”，所以搜剔经络之风湿痰瘀莫如虫类“。钱师对此论十分赞赏，他不但对四肢经络瘀证用虫类，而且对人体内脏瘀证亦用虫类。其常用者有天龙、僵蚕、蜈蚣、地龙等，尤其天龙（守宫）用得特多，凡脑部瘀证，胸腹瘀证，包括肝胆、胃肠、盆腔等瘀证均可用之，少则2条，多则4条，从小剂量开始，只要是久瘀顽症，临床未见不良反应。对于脑部瘀证多用僵蚕配川芎；对四肢之瘀证多用蜈蚣配赤芍，对有精神症状之瘀证多用地龙配桃仁。

五、化瘀扶正法

首先，气不足则血不行，血不行则瘀难化，故对气虚血瘀，当遵“血实宜决之，气虚宜掣引之“的治疗原则，给予补气化瘀。其次，由于化瘀之品大多是耗气之峻剂，故对血瘀患者，即使无明显气虚，也应在化瘀的同时，佐以补气。再则，补气与化瘀同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正如张锡纯所云：“参、芪能补气，得三棱、莪术以流通之，则补而不滞，而元气愈旺。元气既旺，愈能鼓舞三棱、莪术之力以消症瘕，此其所以效也。“故钱师力主化瘀补气并进，以扶正祛邪。他善用补阳还五汤、当归补血汤、胃风汤（人参、白茯苓、川芎、肉桂、当归、白芍药、白术）等方化裁。在化瘀药中，每每加入人参或党参、黄芪之品。